以色列，变天了？

当地时间10月29日晚，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议会选举全部选票统计结果。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阵营获得53席，虽保住领先优势，但未能斩获议会多数。以国防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领衔的反对派阵营获得48席，不属于任何阵营但反对现政府的两个阿拉伯裔政党共获得19席。 各阵营均未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61席多数门槛，导致以色列再次陷入组阁僵局。内塔尼亚胡保住了第一大党和第一大阵营的位置，表现比选前预测乐观得多，但仍缺少继续执政所需的伙伴。埃森科特阻止了对手直接取得多数，却发现自己距离总理办公室，同样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政治门槛。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27日，以色列耶路撒冷，在泰迪大厅举行的利库德集团选举夜活动上，民众站在一块显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头像的电子屏幕前。图/视觉中国 安全韧性 经历2023年10月7日的安全灾难、长期战争和国内问责压力，内塔尼亚胡仍能带领阵营领先，某种程度上说明外界低估了以色列安全政治的韧性。 对一部分选民而言，追究政府责任与继续支持强硬路线可以同时成立。他们可能不满内塔尼亚胡的治理，也可能认为，在伊朗和周边武装组织的威胁尚未消除时，更换领导人会增加风险。这种背景下，反对派必须回答一个具体问题：换人之后，安全是否可以改善？ 埃森科特的军方经历能够帮助他获得信任，却无法自动转化为对内塔尼亚胡支持者的争取。要求调查战争责任、改善决策程序，与说服选民接受一套新的安全政策，仍有距离。 不过，内塔尼亚胡的韧性也不能被夸大为胜利。53席意味着传统盟友即使全部留队，仍无法独立支撑多数政府。他可以继续强调右翼阵营的凝聚力，但必须从阵营之外寻找支持。 全国约77.7%的投票率也没有解决这一困难，这个数据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。如此广泛的参与，容纳了支持政府、要求换人、争取社区权益等不同诉求。选民提高了参与程度，各阵营之间的距离却没有随之缩小。 青年右转 此次选举中，18至22岁的年轻选民参与投票的意愿强烈。2022年的上一次大选中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尚未取得参选资格。 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估计，此次约有64万名18至22岁的选民具备投票资格。选前调查中，各人口群体的青年受访者表示肯定或可能投票的比例达到80%至95%。另一项9月调查显示，74%的受访青年将自己定位为右翼或中右翼。 青年更积极地参与政治，会使安全、民族身份和兵役负担成为各党必须回应的问题。对于在战争中成年、正在服役或即将入伍的一代人，这些议题直接决定自己何时能够上大学、开始工作，以及是否需要再次走上战场。他们希望影响国家的方向，也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。 青年选民的态度正在推动以色列政治竞争进一步围绕安全能力展开。反对派若想吸引这些选民，就必须说明自己如何更有效地应对威胁。即使内塔尼亚胡最终下台，新政府也很难忽视这一代选民对强硬安全政策的要求。青年右转的影响，可能比某一位总理的去留更加持久。 与此同时，兵役公平又把青年分成了利益不同的群体。世俗青年和许多宗教民族主义青年承担着服役、伤亡和延迟就业的成本；极端正统派青年则担忧强制征兵改变自己的宗教生活。青年参与越积极，这种矛盾就越难被组阁交易掩盖。 内塔尼亚胡需要向服役者解释，为何仍要维护宗教盟友要求的豁免安排；埃森科特则需要证明，他能在争取组阁伙伴的同时兑现兵役改革。年轻选民正在增加自己的政治分量，他们既可能强化以色列的右翼安全路线，也可能成为迫使右翼政府改变兵役政策的重要力量。 未能“造王” 阿拉伯政党的突破，是此次选举最具结构性意义的变化。这不仅增加了阻止内塔尼亚胡取得多数的力量，也把反对阵营长期回避的问题推到了面前。阿拉伯公民的选票能够马上帮助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将其拉下马，但是他们可以被接纳为组阁的政治伙伴吗？ 从选后表态看，阿拉伯政党内部已有不同选择。联合名单领导人表示，可以考虑从外部支持埃森科特领导的少数政府，但因其战争立场而不愿入阁；拉阿姆党则表达了参与政府的意愿。 因此，阿拉伯政党的19席不能被当作一个可以整体调用的席位集合。对阿拉伯选民来说，治安、住房、公共服务和公民平等，都需要他们支持的政党给予政策回应。 埃森科特阵营面临的困难，也远比“是否增加社区预算”复杂。按照目前席位预测，其48席即使加上拉阿姆党的7席，也只有55席，仍需争取联合名单或其他阵营的支持。这意味着，只接受相对务实的阿拉伯伙伴，未必足够。 战争政策由此进入谈判中心。阿拉伯政党可能支持结束现政府执政，却无法支持新政府的全部军事行动；反对阵营中的右翼伙伴，则可能接受更换总理，却拒绝依赖阿拉伯政党的支持。 埃森科特每争取到一批议员，都必须确认原有伙伴是否仍愿意留下。议席增加能够提高议价能力，但只有其他政党愿意承认这种合作的正当性，它们才能转化为执政影响力。倘若主要犹太政党继续排斥阿拉伯伙伴，更多阿拉伯选票其实只能换来一个僵局——表面上的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