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下落空又提出西进计划，多数高层反对，当时只有周纯全依旧支持

1936年9月20日深夜，甘肃漳县盐井镇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里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张国焘星夜飞马八十公里，从岷州三十里铺赶到这里，进门便把周纯全、李特、李先念等人叫到一起，开口就是一句：“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，让昌浩干吧。”几个小时前，岷州会议刚刚否决了他的西进主张，多数与会者站在陈昌浩和朱德一边，坚持北上静宁、会宁，与红一方面军会合。张国焘咽不下这口气，他要从前线指挥员中间找回支持。 在随后被史家称为“漳县会议”的这场紧急聚集中，周纯全没有站到多数人的那一边。他选择了继续站在张国焘的西进方案一侧。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表态，而是一条更长轨迹的延伸——从一年前草地分裂时的署名，到南下失利后的沉默，再到此刻的“依旧支持”，周纯全的名字反复出现在红四方面军政治路线转折的关节点上。 要理解这个选择，先得回到“南下落空”之后的那片战场。1935年秋，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川康，另立中央，周纯全是新设“军委常委”电文的署名者之一。南下起初声势不小，但百丈关一役之后，局面急转直下。川军主力压上来，部队在川西平原的边缘反复消耗，原本八万余人的队伍锐减，粮道崩溃，伤病遍野。到1936年春夏，南下已经难以为继，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掉头北上，重新向中央靠拢。周纯全作为政治部主任，目睹了减员的数字从纸面变成路边的遗体，他后来在延安检讨时承认，那些代价“拷问良心”。但承认代价是一回事，从代价中得出什么结论，是另一回事。 1936年9月，红四方面军进入甘南。中央的意图很清楚：三个方面军迅速会合，在静宁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，为大会师创造条件。张国焘却提出了另一套方案：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，进据古浪、红城子一带，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，夺取宁夏，打通苏联。岷州会议上，陈昌浩与张国焘当面争论到深夜，朱德明确站在中央方针一边，多数与会者支持北上，西进主张被否决。从程序上说，西北局的决议已经作出；从军事上说，北上会合是中央明令。周纯全不是不知道这些。 但他还是站到了西进一边。最直接的原因，藏在漳县那个夜晚的现场。张国焘赶到前敌指挥部时，先见的几个人里就有周纯全。徐向前回忆，张国焘“进门就把周纯全、李特、李先念等同志找来”，随后情绪激动，甚至掉了泪，说自己“到陕北准备坐监狱，开除党籍”。这番话对长期在红四方面军政治系统工作的人有特殊的重量。周纯全从鄂豫皖时期起就在张国焘的干部序列中成长，做过保卫局长、川陕省委书记、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，他的政治生命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建立的那套体系深度缠绕。当张国焘以“被抛弃者”的姿态出现在面前时，周纯全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军事方案的选择，也是一次政治归属的考验。 更深一层，西进方案在当时的军事语境中并非完全没有说服力。徐向前在回忆录里也承认，他仔细考虑了北上方案后认为，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决战“沾不到便宜”，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，战场选在公路附近，敌人运输方便、调兵迅速，红军有被左右夹击的风险。周纯全不是军事主官，但作为前敌指挥部成员，他接触到的情报和判断与徐向前、李特相近。北上会合在政治上是正确的，但在漳县指挥部的作战地图上，它同时意味着一场没有把握的硬仗。西进至少提供了一种“避战”的可能，尽管这种可能在战略上代价更大。 于是，漳县会议出现了这样的局面：张国焘带着西北局决议已经被否决的事实来到前线，却在前线指挥员中找到了推翻决议的支点。徐向前、周纯全、李特等人同意继续商量，随后部队开始调动，西进从一纸主张变成了既成事实。朱德接到电报后“不胜诧异”，急电要求停止行动，但前线已经动了起来。周纯全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，不是提出方案的人，也不是军事部署的决策者，而是那个让张国焘在政治系统内不至于完全孤立的人。政治部主任的署名与表态，对一支注重政治工作的红军部队来说，从来不是无足轻重的。 然而，西进最终也没有走通。部队开始行动后，徐向前派人侦察，发现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，渡河极为困难；更关键的是，饱受三过草地之苦的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西进表现出强烈的抵触。中央连电制止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也明确表态反对。在临潭再次召开的会议上，多数人要求回到岷州会议的北上路线，张国焘迫不得已，放弃西进，重新下达北进命令。半个月后，三大主力在会宁、静宁会师。周纯全的这次“支持”，没有改变历史的最终走向，却在他个人的履历上又添了一道需要交代的痕迹。 会师之后，延安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展开。周纯全没有回避。他主动找到周恩来等领导人承认错误，做了长篇检讨，辞去所有职务，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此后近十年，他远离军事指挥一线，在军事教育、地方工作和后勤保障的岗位上辗转。1955年授衔时，他仍被授予上将军衔，但那段在漳县夜色中作出的选择，始终是研究者在审视这位独目上将时无法绕开的一页。 回看漳县那一夜，周纯全的“依旧支持”很难用简单的忠诚或盲从来概括。它混合了对军事前景的务实判